PIC FROM: http://www.chengduliving.com/american-architects-find-work-and-freedom-in-china/
作者：口味超重囧鸭鸭
（谨以此文献给TANA建筑学儿童乐园，让我们一同迈向建筑的真理：Towards A New Architectruth）
是不是常常会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但这或许是个悖论，因为有些东西即便出现得足够早，却也无法发挥出其中的潜质。所以波普尔只有在经历过大半个20世纪之后才能总结出20世纪的教训，但起码我们还有机会知道这些教训。
库哈斯去年在威尼斯双年展上被授予终身成就奖之后，台湾又再版了那本著名的谈话集小册子，冠名《建筑的危险》，于是我们重新阅读和认识库哈斯。这对于我则是在补习非常重要的一课。我不禁会这样想：我为什么没有早一点读这本书，我为什么没有早一点认识到库哈斯的伟大。但如果我真的在三年前，甚至是一年前读库哈斯的对话集，我又能真正理解其中的多少内容？
在今天回顾20世纪早期的先锋派，我们依然会对他们抱有强烈的敬意，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从一开始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19世纪的乌托邦主义流毒在他们身上总算得到了借以发挥作用的机会，即便起初没有摧毁现实，圣埃利亚和塔特林的构想和宣言也足够惊世骇俗了。
说库哈斯比柯布西耶伟大，这是毫无疑问的：库哈斯是进步的，而不是革命的，他不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骨子里有着和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一样必须予以警惕的暴徒基因，与之相对的是不顾一切地接受并试图恢复过去的保守主义，而这两者同样试图在物质空间中将生活规划在自己理想中最美的网格中，并认定这就是最完美与和谐的社会。
但还是那句话：关于完美，它本身就是不可知的，它是不可能的，但它也随时存在我们眼前。（Tron: Legacy）
在妹岛给库哈斯的颁奖词中，很多人可能会注意到ambitious，而我的目光则集中在freedom。
那么什么是自由？建筑与城市中的自由，必须是政治与经济上的自由物质化的结果，如库哈斯所言：“这些现象至少代表了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摆脱形式凝聚的自由，摆脱必须假冒是共同体的自由，摆脱行为模式的自由。”
消解掉“形式凝聚”、“共同体”、“行为模式”，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远远比 “革命”这样煽情又空洞的字眼要真诚——如卡莱尔所说，英雄的品质在于真诚。
简言之，库哈斯是反对权威和威权的，而这正是“自由”的根本。总有些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人，因为对现实的失望而借助权威去接受历史上的一切：权威被历史地、具体地进行全方位包装以后成了神神叨叨的“场所精神”，克里尔之流则如清朝遗老一样混淆是非地推销自己。
很多人不明白“自由”的意义，甚至诬蔑其为“虚无主义”。
那么，让我们再次回到那个经典的作文题目：你还记不得记得那个夏天，在附属第三中学宽敞明亮的教室，你仰头凝视电风扇，想象它把你砍得尸首异处的情景。这时候，老师布置了一个命题作文：如何改变世界？作文的提示言犹在耳：“如果你能在这个世界里改变一样东西，你会改变什么？”或者“怎样让世界更美好？”
这个问题其实真的很好回答，在任何一个领域里恐怕都不会比建筑学范畴内更困难或者更容易，只要我们环顾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在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受到赞誉最多的女建筑师是妹岛和世，而不是张锦秋？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妹岛不是个怨妇。在库哈斯影响之下的日本建筑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妹岛和世是一个典型，她的学生石上纯也近来更是走向了极致：在90年代之后崛起的日本建筑师全然不似战后崛起的老一辈建筑师，他们更醉心于在时尚和消费的大潮中瞬息万变的东京，却极少将“日本传统文化”之类的字眼儿挂在嘴边——尽管很多观者总是在第一印象中脱口而出“日本味儿”。所以，日本建筑师和日本建筑之所以伟大到足以改变世界，让世界更美好，全要拜“自由”的恩赐。
当我说“我讨厌张锦秋，我讨厌梁思成学派”的时候，我想到的是那句“我憎恨热力学第二定律”（《铳梦》），尽管我还不够狂妄。梁思成学派很不幸地成为了学院派里坚硬的国家主义壁垒，至今依然雷打不动地端坐在稳重的高大台基之上，只可惜他们自己都意识不到自己其实也在一个封闭社会里长期遭受国家机器强奸，并且早就以帮凶的身份成为开放社会的敌人。
所以，我衷心祝愿中国建筑界可以多十个马岩松，也祝愿中国建筑界不要再多一个张锦秋——我不会说祝愿中国建筑界少一个张锦秋，因为我不是一个狂妄的年轻人，并非是在轻蔑老先生。倘若建筑学界是自由的，那便不是靠革命获得的，更不会就某个保守的学派搞批斗会，甚至把梁思成当成孔子一样贴上“头号大混蛋”的标签。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朱大可对国家大剧院的评论，他的观点非常独特：肯定这座建筑加速原有城市格局解体带来的民主氛围，将巨蛋视为开放民主的象征。事实上，朱大可忽略了一些更深层面上的问题：国家大剧院是权贵资本的产物，而不是自由市场的产物，就这一点来讲，它和长安街两侧那些在1949年之后修建的建筑物一样，绝对不能成为体现社会对民主吁求的符号，例如民运人士只会将这座巨蛋当作蛤蟆和将军的奸情产物。如果说这座建筑有可能带来某种民主的氛围，那么这种机会仅仅有可能出现在建筑学界和建筑学院中：它曾经有可能将长期缺乏自省和批判能力的国内建筑学界从梁思成学派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遗梦中一棍子揍醒，使民主的氛围与自由的精神开始出现在建筑学界，并有可能带来进一步的社会效应。
但事实正好相反。我在T大学的建筑学院听到一个深受同学们爱戴的中年妇女教授在给研究生上课时，面带更年期的表情猛批国家大剧院，然后问同学们：“你们大家喜欢这座建筑吗？”多数同学无动于衷，少数同学则条件反射地摇了摇头。随后她又说：“咱们大家是经过专业的建筑学训练的，一定不能喜欢啊。”这场景让我发自内心地感到哭笑不得，我真想问问她到底什么叫“专业的建筑学训练”，这教育的目的又是什么？归根到底，一切不过是屁股决定脑袋的中国教授们的哲学：专业素养=政治正确。所以说，中国的建筑学界总是令人失望。
在建筑中怎样体现“自由”和“民主”？广泛地调动群众参与可能是一种实现的途径，但这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学本身。建筑物本身如果要体现“自由”和“民主”，那么如库哈斯所言，建筑师必须要知道“民众需要怎样”，要实现“社会的实际野心”而不仅仅是“建筑师的个人野心”，其实就是让建筑物以一种鼓励开放氛围与自由选择的方式介入社会。
所以我始终相信这样一个道理：人类社会能够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只要有开放社会和自由选择。
